光凭着“可爱的固执”和一副“菩萨心肠”，未必能让所有的执法对象都买账。跟随新队员的执法过程，记者发现，他们的一百句好话，往往顶不上老队员的一声吆喝。

“文明执法真的很难，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。”一位新队员忧心忡忡地表示，“这样下去，有一天我也会那么做。”

“不采取强制措施，解决不了问题。”一位老队员语气坚决地告诉新队员。“小商贩也分两种，有的是迫于生计，违规经营；有的却是欺行霸市，甚至和黑恶势力有关联。”这位老队员不留情面地指出：“新队员往往把所有人都想得很善良。”

“有些时候，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我们身上，而与体制有关。”王文峰在执法中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——当他劝导别人不要在此经营时，对方反问，该在哪里经营？那一刻，小王不知如何作答，因为他并不能代表规划部门的意见。

城市的发展需要整齐划一的市容，弱势群体的生存更需要一定的空间，这样的矛盾，不仅仅是提高执法水平就能解决的。“我们没有审批权、规划权，只有执法权，和小商小贩打交道最多的却是我们。”一位老队员无奈地说。

“新招的这批孩子，前途不可限量”

通过总结几个月来的得与失，高学历城管队员们开始反思社会对于自身的真实诉求，以及自己对于社会的现实价值。

“每天早上看到干净的街道和整齐的店铺，就很欣慰。”王文峰坦言，没有城管的街道真是不敢想象。不过，为了这条街道的秩序，在过去的３个月里，小王只休息了３天。

上岗以来，沈黎红时常翻起第一天报到时写下的日记：“远远地看到一片蓝白相间的简易板房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心中多少有些失落，头顶国徽，身扛肩章竟然会栖居于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里。”

有一段时间，小沈去区里送材料，每次路过检察院和法院门口，心里就特痒痒。“我也过了‘司考’，可是怎么就穿上这种颜色的制服？”小沈心里有些不甘。

除了失落，还有委屈。对小贩们执行“暂扣”的时候，挨骂、挨打是家常便饭。法学硕士方辉在巡查一家“店外店”时，被店主冷不丁地咬了一口，胳膊上留下一圈牙印。

“受点皮肉之苦小意思，可是有些媒体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板子最后都打在我们身上。”一位新队员对有些报道颇有意见，“城管打人是新闻，城管被人打就不是新闻了吗？”

城管工作的确是媒体的兴奋点，尤其是高学历城管队员。不过，他们的存在，不仅仅为了提供媒体的素材、饭后的谈资，更大的价值在于能否解决城市管理的难题。

“高学历城管，管用吗，真得需要研究生来巡街？”对此，合肥市城管局有着自己的考虑。

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起，合肥城市管理领域实施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制度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应运而生，管辖范围既包含原有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，又扩展到环保、工商、公安交通等相关领域。

权力扩大了，相应担子也变沉了。“比如慢车道违章停车的事情，现在交警不管，我们倒要管了。”截至目前，合肥这座２００多万人口的城市，城管队员只有８００人，一位老城管队员坦言，工作量骤增，人手紧张，新的管理课题层出不穷，他们有时束手无策。

“就拿户外广告牌来说，合肥的大街上个个都是‘木头木脑’，一线的队员不懂城市美学怎么来管理？”钱新坦言，目前城管队伍的人才结构该调整了。“这批新招的孩子，今后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，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
目前，１１名硕士城管队员中，已有部分被抽调到机关工作，他们的专业开始发挥作用。法学硕士沈黎红在执法大队从事案卷整理工作；新闻学硕士毛娴静在区执法局从事宣传。

不过也有人“掉了队”，有人考上了其他单位的公务员。“现在是‘骑驴找马’，如果有更好的选择，我也会离开。”一位大学生城管非常坦白。

对于这种真实的念头，钱新并不十分反感。“我们需要注入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血液。”他深信，能一直坚持到底的，就是他们所需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