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全国13所院校的中文系同学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《这一代》，封面设计采用了几只黑色的大脚印，意在探索。

刚刚从“文革”噩梦中醒来的年轻人，最初创作的作品多为“伤痕文学”，有些文字难免带一些激愤之情。刊物一出版，立即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，派人来查访办刊学生的社会背景。有些同学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

刘道玉知道后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如果有外调的同志来，请他们找我来好了，青年学生写些习作，能有多大问题？即便有不成熟的地方，也很正常，将来可以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校正。学生办刊物，是学校支持的，不是什么地下刊物，这些学生都是班干部、好学生，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。”

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，愿意并亲自出面为年轻的普通学生讲话，得到这样的安全感，谁能不为之感动呢？

一批一批珞珈学子毕业后陆续离开了校园，可是刘校长的眼睛还一直关注学生的成长，关心我们走上社会后步子迈得怎么样。

1983年春天，刘道玉到北京出席五届人大会议，他特意安排时间和毕业到北京工作的77级、78级同学见一次面。那天大会散会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刘校长连饭也没来得及吃，便风尘仆仆地从人民大会堂直接赶到教育部6楼会议室。

我记得，刘校长进门之后脱下风衣，便开始给等候已久的同学讲话。他讲国家未来的发展，讲母校对同学们的希望，他提出：第一，大家要尽快地把自己的工作熟悉起来，胜任起来；第二，要及早定向，选择突破口，争取早出成果；第三，国家面临着一个新的时期，作为这一代大学生，应该奋发努力，不辜负这有用武之地的时代。

我们记住了这个难忘的春天，记住了这次难忘的会面。

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已经28年了。每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前夕，我总会准时收到一份刘校长从武汉寄来的礼物：那是一张小小的贺卡，还有一封通报他近期情况的来信。他是我们的校长和长辈啊，却平等地向他的学生介绍他的所思所想，他的追求和愿望。每当我接到这不同寻常的礼物，总是陷入深深的感动之中。

优秀的大学校长品格高尚，富有人格魅力

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，其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敢于追求真理，富有人格魅力的榜样。

“我一辈子钟情教育，钟情改革！”身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，刘道玉就曾坚决地放弃了做武汉市市长、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机会，坚守在教育改革的试验田里辛勤耕耘。

刘道玉没有食言。

虽几经大起大落，虽遭遇过挫折失败，然而直到今天，年近八十的刘校长仍然居住在美丽的珞珈山下，人们仍然可以经常听到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深层次思考，听到他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。

而李培根有时会像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，希望校园的环境永远干净阳光，没有污染。

为了广告、发行的事，请媒体记住千万不要去找李培根“套近乎”。曾听该校宣传部同志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学校有个与评估相关的活动，请了一些媒体记者来采访。临别时，宣传部想表示表示，便造了个预算递了上去。

李培根认为不妥。宣传部的同志小心翼翼地解释说，“给的钱不多，每个人只有200元的标准。”

没想到，校长听了这话眼睛一瞪：“怎么，200元就不是钱？让媒体自己去看自己去掂量，他们认为有价值的，就报，没有价值的，就不要强求。总不能花钱买新闻吧！”

一席硬邦邦的话，噎得具体办事的同志再也不敢吭气了。

也许是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以至于一次北京某单位领导托我帮忙找李培根校长求情：再给孩子一次机会，不要开除他那挂科课程超过三分之一的儿子。然而最终我还是没有张口：因为面对一个很有原则的人，我真的无法鼓起勇气。

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。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优秀大学校长？相信刘道玉、李培根们提供了一个标准。

他应该是具有某种坚定信念和意志力的人；应该是正直、真诚、执著、品德高尚具有人格魅力的人；是既能宽容又不失原则的人，甚或是有些威严、有些贵族气质的人；是热爱教育，喜欢学生，甚至会把年轻人称作“我的太阳”的人。而所有这些品质的凝结，就构成了青年学子心中所渴望的理想大学。(谢湘)